凡人必要取名，取名必分姓與名，姓名既是人的符號，又是人們彼此相區(qū)別相聯(lián)系的一個記號。自古以來，人們對自己姓名十分珍視，我國的姓與名，經(jīng)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，才發(fā)展到了今天人們所慣用的姓名。在我國古代，并不是一開始就使用姓與名的，而是先有姓氏，后有名、字、別號等。

取名在姓名文化中的現(xiàn)代意義及精解

　　 古人說：“賜子千金，不如教子一藝；教子一藝，不如賜子好名。”確實是這樣。中國人歷來講究取名。中國人重視名字并非無緣無故。在中國人的心目中，名字在人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義，并非只是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符號。
    作為一個符號的姓與名，雖然不能決定人的命運，但它卻一直帶有時代的信息，銘刻著文化觀念，留下了家族血統(tǒng)的烙印，凝聚著父母對孩子的深情厚意和殷切期望，隱寓著不同的理想抱負、情趣、愛好與目標追求，它對人生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。名字是家庭教育的起步，是父母對孩子人生前景的信息密碼的鎖定，是強化個人愿望或社會責任的“固化劑”。灌注著人生信念的名字，將規(guī)范、作用和影響著人的一生。
    自古以來，人們就非常重視取名。古代賢哲尹文子說過：形以定名，名以定事，事以驗名。這就是說，觀察辨別事物、人物必先定名而后才可以成事。荀子也曾說：“名有固善，徑易而不拂，謂之善名。”意思是說：名有完善之名，平易好懂而不被人誤解之名，可以說是好名。為了起一個好名，年輕的父母總要翻開厚厚的辭海、辭源，搜腸刮肚，絞盡腦汁，試圖為自己的寶貝起個好名字，正如近代資產(chǎn)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所說：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”。在一定的社會環(huán)境下，名字甚至可以決定人的前途和命運。清代同治七年，時逢全國科舉考試，江蘇考生王國鈞，名列前茅，榮幸參加殿試，本為一等，因慈禧太后見他的名字與“亡國君”諧音，大為不滿，馬上下旨降為殿試三等。王國鈞被發(fā)往安徽任知縣，又被議改任教職，在山陽縣任教官20年，才以才干卓著被選任云南某縣令，未上任便去世。清代光緒三十年，直隸人劉春霖參加科考名列進士三甲末等，因其名“春霖”有春雨之意，再加其姓與“留”諧音，很受慈禧太后青睞，她認為此人名字吉祥，符合自己恩澤永垂的心境，便下旨將劉春霖拔為甲等第一，成為清代最后一名狀元。
    唐代詩人李賀，也因受父親名字的牽連而身受其害。才華橫溢的李賀在準備參加全國大考之時，有人詆毀他，說李賀的父親名晉肅，而“晉”與進士的“進”同音，是犯諱的。李賀遂不敢去應試。更為慘烈的是，清代雍正年間的禮部侍郎查嗣庭，僅因牽涉帝王之名，終至家破人亡，慘不忍睹。他出任江西考官，取《詩經(jīng)》中“維民所止”一句為科考試題，竟被人誣為心懷叵測，暗示雍正要被砍頭，其根據(jù)就是“維”字為“雍”字去掉頭，而“止”字為“正”字去掉頭。最后不僅自己病死獄中，而且慘遭屠尸梟首。雖然這都是在封建社會中與嚴格的等級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，但也足以見名字對于一個人的重要性。要取好名，首先要名正，名正才能言順。宋代大名士蘇洵，曾為其兄正名而專門寫下一篇典范之作，題目是《仲兄字文甫說》。蘇洵的仲兄（二哥）名叫蘇渙，字公群。蘇洵讀《易經(jīng)》之后認為仲兄之名字不妥，建議用“文甫”來取代“公群”。蘇洵在文章中論述人生哲理，傾注了他的人生信念，是一篇筆力雄健的正名之作。
    如果名字不正，言傳則不順，有時還會留下笑柄，貽笑大方。明朝熹宗時大宦官魏忠賢，本是一個無賴，原名李進忠，事奉宦官魏朝而改名。他與熹宗的奶媽客氏私通，因客氏之故而得熹宗信任，漸掌朝政。他廣結(jié)羽翼，遍置死黨，朝中排斥打擊正直忠臣，朝外壓迫東林名士。媚事者竟拜伏呼他為“九千歲”，各地督撫為他建生祠以祀。這樣一個大奸賊，既不忠，又不賢，最后落下一個千古罵名。因為魏與未同音，魏忠賢豈能有好下場。南宋大奸臣秦檜，字會之。秦檜為人陰險，本性殘忍，喜好諛言，大肆迫害忠良，冤案不可勝數(shù)，其中以陷害岳飛等最為昭彰。其所作所為，正好與他的名“檜”相吻合，“檜”是一種刺柏，渾身是刺，到處刺人。
    雖然好名配好人不是絕對的，但我們要力求名正言順，正如儒雅風流的蘇東坡所說，“世間惟名實不可欺”。現(xiàn)在，我國獨生子女家庭中年輕的父母們?yōu)榱撕⒆雍晖緹o量，飛黃騰達，在名字上就開始苦思冥想、引經(jīng)據(jù)典了。一個好的名字，蘊含著一種期望。
    名正是金。有了正名的意識，便可以取好名。何謂好名？雖然“見仁見智”，但有一點是大家共識的，那就是名字作為社會交往的工具，要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。名字不僅僅是自我評價問題，還有一個他人審美、社會評價的問題。根植于中國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名稱，符合中國人的心理需求，是中國人的審美情趣與民族認同的反映。我們應力求做到人如其名，名以正人。